失语且让人无语的士林

• by swordxiao
• 2010年9月12日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9月9日）有一篇题为《博士“工厂” 读博=赌博？》的文章，讲述了国内高校博士培养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文内云，“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3倍，仅2008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数量与美国相当，而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诟病。” “一位博导招了足足50个博士，有学生从没和导师见过面” 。“有一位导师，曾在研究生小组会议上公开表示：你们能不能毕业，做不做得好，都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无关。”“仅有的20%属于学生的科研时间里，导师也很难给出有益指导，顶多说点‘要多读书，要抓紧时间’之类泛泛的大话。” 在许多学校，一些在学术上不负责任的导师整天忙于各种基金、项目的申请，变身“老板”，就像开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给学生的补助就像发工资，在学术上与学生的交流不多，因此，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

而2个月前的一期《南方周末》（7月15日）的一篇回忆文章，讲的是吴宓和他的西南联大弟子，让人感到温暖、温馨。先引述两个与狗有关的、有趣的故事。曾经担任过蒋经国先生英文秘书的李俊清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一次他从几个要吃狗肉的大汉手下救了一条狗，那狗跟他非常要好，跟前跟后，即使上课也是跟着。一次是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的课，那天陈先生讲解完了将要走出去，忽然听得一声狗叫，原来大狗不知何时溜了进来，趴在主人椅子底下，陈福田走过，踩了它的尾巴。全班同学都停下笔来朝李俊清看，他吓得要命，心想这下完了。没料到洋派十足的陈福田先生不但没发脾气，反而蹲下去摸摸大狗，连声“Sorry”。另外一次是上吴宓的《中西诗比较》课，原在教室外等候的大狗，竟偷偷溜进教室蹲坐在角落里。吴宓这时正在黑板上抄写诗句，没有注意到这位不速之客，待他写完，转过身来，发现竟有一只狗也在听他讲课，急忙走下讲台，对大狗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罢挥一挥手，大狗似乎听懂了吴先生的话，立刻低头垂尾悄悄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看看坐在头排的李俊清，像是犯了大错。看了这些故事，不由让人心生暖意，那些书呆子是多么富有人情味，多么风趣啊！

让学生印象最深刻的吴宓先生所授欧洲文学史课。吴先生根据他自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把这门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并将西方文学的发展同中国古典文学作恰当的比较，娓娓道来，很吸引学生。吴先生不仅授业，而且解惑，师生间多有交流、切磋。李俊清作诗，吴先生都是细细点评，指出长处和不足，而且不是泛泛而论，都是非常专业的指导。吴先生门下一弟子许芥昱先生于1973年返国，他一到北京，听说吴宓在四川，便立即给老师发出航空信，要去拜访。吴宓居然不知“牛鬼蛇神”并无会客自由，还很高兴地表示欢迎。结果因得不到有关方面批准，师生未能碰面。最后只有通过老师的亲密学生和朋友李赋宁先生了解情况。他在一本书里写道：“我告诉李赋宁，吴先生仍旧用红墨水批改我的信，拼写出所有缩写的词，在字里行间用印刷体整齐地改正错字。另在我去信的边上写下对我的回复。李赋宁说：‘他对我也这样。’……‘那就是吴，’李说：‘我想他永远不会改变’”。读来不免让人心酸，唏嘘不已。

这同一报章的前后两篇文章从某种角度非常形象地揭示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人的精神特征。我这里为什么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因为，不是说读了博士、硕士，或者评上教授、博导什么的，就可以叫知识分子了。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大学？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公平正义等道德价值观的守望者，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者，是现有体制清醒的批判者。再摘抄几句话，“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 。“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然而，在当今社会种种不公事件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呈现“集体失语”状态（当然，近年来独立质疑的声音也时有所闻）。其实将心比比，这也好理解，当我们的职称、课题经费、人事档案、生计等等被和谐社会无微不至“关怀”的情况下，象刘文典脚踢蒋介石、梁漱溟顶撞最高领袖这等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出来的。

既然作不到独立的“知识分子”，作个“知道分子”又怎样呢？遗憾的是，数据造假，论文剽窃，版面费交易，一些违背常理和常识的谬论，等等，学术不端和丑闻让人对“知道分子”也失去了信任和尊重。现今，“专家”已成了挪揄的对象，“教授”成了“叫兽”。象牙塔已不再是象牙塔了。

民国虽乱，但是那些特立独行、风骨嶙峋的知识分子却是这乱世之中的一个亮点。没有这些亮点，一部中国现代史要逊色不少。在国难当头之际，蒋梦麟、冯友兰、傅斯年、梅贻琦、金克霖、钱穆、金岳霖、闻一多、陈岱孙、吴宓、陈寅恪、朱自清、潘光旦，等等，群贤毕至，聚首联大，教书育人。在风雨飘摇之际，这批读书人在空袭警报声中坚守自己的家园，弦歌不绝。敌机的轰炸、物质生活的匮乏等等困难都不能让他们停止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因为国土的沦陷可以以枪炮血火收复，而文明的传承、文化的存续一旦中断，那是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才可以挽回的，而且能否挽回还在未定之天。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抵抗强敌。后方一批文人坚守杏坛，传道授业，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华夏复兴。

有一部《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的书这样写道：“西南联大群星闪耀，那些特立独行、放浪形骸、个性卓异之士，才华与激情四射，谱写了一个不老的传奇。西南联大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包含了不党不官、人格独立、敢于批判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抚今追昔，斯人已去，风流何在？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太和谐了，和谐得不需要这些风骨、风度和风范了。

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会是怎么样？国家和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人的文化知识是储存于大脑中的，国家和民族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存续主要还是由知识分子来承担，他们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大脑。

读完《博士“工厂” 读博=赌博？》，结合我所知道的种种乱象，再对照几十年前那些独立、敬业、正直的西南联大诸贤，我只能说，我们的大脑坏了。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9月9日）有一篇题为《博士“工厂” 读博=赌博？》的文章，讲述了国内高校博士培养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文内云，“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3倍，仅2008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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