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貌似喜剧电影，实际上极具政治讽刺意味和黑色幽默色彩，内涵深刻，在会心的微笑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丝怅惘和沉重。一部貌似惊险电影，但没有枪战等暴力场面，也没有剧烈的肢体动作。电影的基调是沉闷的，但使人警醒。这两部 民 zhu 德 国 题材的电影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世界影坛获得高度的评价，赢得了观众广泛的赞誉。
这两部电影，前者是2003年出品的《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又译为《快乐的谎言》），后者是2006年公映的《窃听风暴》（德文片名为《Das Leben der Anderen》，英文片名为《The Lives of Others》，又译为《他人的生活》）。
《再见列宁》讲述的一个东德家庭在东西德统一前后的经历。影片的主人公阿列克斯小时候，他的父亲逃到联邦德国，他的母亲克里斯蒂娜就“嫁给了社 hui 主 yi祖国”，成为一名忠诚、积极的社会活动家。1989年10月7日夜，阿列克斯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而前往参加 民 zhu 德 国 建国40周年庆典的克里斯蒂娜恰好目睹了阿列克斯被警察抓走，昏倒在地，从此陷入了昏迷。在克里斯蒂娜昏迷期间，德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柏林墙被推倒了，东西德走向统一。克里斯蒂娜苏醒后，医生告诉阿列克斯，他的母亲不能经受强烈的刺激。为了向卧病在床的母亲隐瞒 民 zhu 德 国 已不复存在这一事实，阿列克斯煞费苦心，换回东德时代的家具，伪造电视新闻，伪造 民 zhu 德 国 罐头，组织儿童装扮少先队员，想尽一切办法，使其母亲依旧生活在一个的虚构的 民 zhu 德 国 的环境中。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民 zhu 德 国高层官员怀疑剧作家乔治·德莱曼的政治立场，史塔西（即Stasi，是德语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缩写的音译。史塔西的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戈德·维斯勒上尉奉命在德莱曼家中安装了窃听器，并负责整理窃听纪录。在秘密监视的过程中维斯勒逐渐被德莱曼以及他的同伴的思想所感召，同情他们的遭遇，最后帮助德莱曼逃过史塔西的抓捕。
《再见列宁》片头前几分钟为我们勾勒了一段社 hui 主 yi国家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影像。飞向太空的宇航员、公园里唱歌的少先队员、国庆节前接受党的表彰的劳动模范、雄壮整齐的阅兵队伍，等等，营造出一个繁荣、和谐的社会（几分钟之后这个社会就要坍塌）。而在以灰色为基本色调的《窃听风暴》中，东柏林是一座萧条、肃杀、阴郁、沉闷的城市，人们生活在恐惧、猜疑、不安中。
这两部电影视角不同，风格不同，色调不同，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完整地揭示了统一前的民 zhu 德 国的社会真实，即所谓的“民主共和国”是由美丽的谎言和丑恶的真相组成的极 权国家，而民主德国实际上也是苏联、东欧前社 hui 主 yi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统治者一边用谎言、欺骗炮制一个和谐、繁荣社会的假象，一边用强权、阴谋维系着一个专制政权，这两部电影形象生动地诠释了苏 联、东 欧前社 hui 主 yi国家运转的秘密。
在苏联、东欧前社 hui 主 yi国家，执政党一方面垄断了舆论工具，牢牢掌握国家宣传机器，大肆宣传社 hui 主 yi建设成就，大肆渲染资本主义国家阴暗面。为向国内外公众展示一个繁荣、和谐的社会，官僚们和宣传机构不惜制造谎言，掩盖经济停滞、供给不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等社会矛盾，吹起一个个绚丽的肥皂泡。关于苏联、东欧前社 hui 主 yi国家的舆论影响力，最典型的说法就是 “《真 理 报》无真理，《消 息 报》无消息”。电视是《再见列宁》里不可缺少的道具。在现代社会，电视是信息传播和接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而在电影里，电视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它不是卧床的克里斯蒂娜获取外界信息的工具，而是儿子阿列克斯忽悠母亲的帮手。当克里斯蒂娜提出要看电视时，阿列克斯犯愁了，在 民 zhu 德 国 已经成为历史的时代，去哪里找 民 zhu 德 国 的新闻？他把电视机连接到另一个房间的录像机上，打算用一年前民主德国的新闻录像糊弄母亲，开始他还担心会被母亲识破，他的小伙伴回了一句，“垃圾总是一样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克里斯蒂娜没有觉得异样，始终没有对电视新闻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一次，克里斯蒂娜偶然从窗户看见对面楼上挂着可口可乐的巨幅广告。可口可乐这种来自于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怎么会出现在东德的国土上？她感到迷惑。为安抚母亲，阿列克斯和他的小伙伴编造了一条新闻，说是可口可乐的配方在50年代就由东德国营企业研制出来，可口可乐实际是“社 hui 主 yi的饮料”，这条伪造的新闻推翻了克里斯蒂娜“可口可乐在战前就已经有了”的常识。《再见列宁》的创作者通过这些情节辛辣地讽刺了苏联、东欧前社 hui 主 yi国家的宣传伎俩。在这些洗脑式的宣传攻势下，在垃圾新闻成年累月的渗透下，人们逐渐放弃了独立思考，甚至背叛了常识。
对于那些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向往自由的人，秘密警察是对付他们的有效武器。苏联有举世闻名的克格勃，而东德的史塔西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窃听风暴》讲的就是史塔西的故事。秘密警察通过窃听、监视等手段掌控那些被认为有异端思想、政治立场有问题的人士。在柏林史塔西博物馆里，陈列的监视和窃听设备包罗万象，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除常规的监视手段外，史塔西还利用大量的线人（被称为“非正式雇员”（InoffizielleMitarbeiter），简称IM）搜集情报。史塔西除了拥有9万多名正式探员外，在 民 zhu 德 国 有17.5万名线人，在联邦德国有2万名线人。至1989年，史塔西为大约600万东德人建立了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保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长达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有47公里，图片和幻灯片多达140万张，影像资料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
秘密并没有随着民主德国的消亡而消亡，丑恶的真相一旦公之于世，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是巨大而深远的。根据法律规定，普通德国民众可以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超过600万次。有的人在查阅自己的档案时发现，在东德时代，自己的邻居、朋友、同事甚至家人、亲戚、爱人就是线人，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已经被线人报告给当局了。政治活动家薇拉·沃伦贝格（Vera Wollenberg）从档案中发现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是安插在她身边的线人，作家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Hans Joachim Sch.dlich）发现他的亲生哥哥一直在监视他。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曾经深受尊敬的公众人物因线人身份暴露而身败名裂，其中包括柏林洪堡大学校长海因里希·芬克（Heinrich Finke）、东德唯一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总理洛塔尔·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ère）及“民主觉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主席、著名民主斗士沃尔夫冈·施努赫（Wolfgang Schnur），等等。1987年，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对东德人而言，统一带来了自由和希望，但也带来了绝望和仇恨。《窃听风暴》对史塔西的监听工作流程和工作内容作了相当具体细致的刻划，同时也描述了一位线人的悲剧命运。作家乔治·德莱曼的女友在史塔西的胁迫下，供出了德莱曼手稿的藏匿之处，成为一名线人，最后，电影的创作者让她死于车轮之下，这残酷的结局对她来说也许是一种比较好的安排，否则，几年之后，档案公开之日，面对同枕共衾之人，情何以堪？！现实中，扮演史塔西上尉维斯勒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是史塔西的告密者。穆埃说，“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在寻访线人以及史塔西官员后，发现“没有一个被采访者是邪恶的——一切都是人性，太人性了”。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人性扭曲若斯？扪心自问，当史塔西之类的强权怪兽如水银泻地般窥伺我们的生活，控制我们的事业、感情时，我们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和力量对抗？
《再见列宁》即将结束时，克里斯蒂娜向子女们说出了真相。他们的父亲不是因为爱上别的女人逃往西德，而是因为他不是党员而在单位受到排挤，“他们让他吃尽苦头”，于是趁着到西德参加国际会议时逃离东德。原计划是克里斯蒂娜带着子女们到西德与丈夫会合，但是，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最后，克里斯蒂娜承认，“我没走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这才是她心底最真实的声音，那个善良、热情的道德模范也许只是她的面具，是为了掩盖叛逃分子家属身份而戴的面具，是畏惧“他们”有可能把孩子从自己身边带走而戴的面具。行笔至此，我不免突发奇想，这位美丽的女子会不会也是史塔西的线人？在今天看来，即使是，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史塔西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Ub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