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曾任台湾“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的钱复先生出版了回忆录。回忆录披露了蒋经国晚年宣布台湾“解除戒严”的一段秘辛。1986年，时任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代表的钱复返台，3月29日面见蒋经国。在同蒋经国的谈话中，他提出，“戒严”对台湾的形象伤害极大，应当予以废止。蒋经国等他说了半个小时后，回答说：“君复（钱复字君复－引者注），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四天后，蒋经国又要求他将四天前的话再讲一次，蒋听完之后，还是那句话：“会动摇国本的”。

半年后，钱复接到蒋孝勇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只说了一句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君复的意见对。”因为这通电话只有一句话，他还不能全然明了其中的含义。三个星期后，他终于明白了蒋孝勇电话的真意，因为蒋经国在1986年10月7日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时，直接了当地表示当局将很快终结“戒严”状态。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告自同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它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同时还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相关法令，在台湾实施达38年的戒严令自此走入历史，而台湾也从此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为更好地了解蒋经国作出“解严”决策的心路历程。我们先来简单了解台湾“戒严”的来龙去脉。1949年，蒋介石深感大陆败局已定，决心全力经营台湾。蒋的嫡系爱将、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台湾政府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于1949年5月19日宣布了“戒严令”，在台湾全岛实施“戒严令”。“戒严令”的主要内容包括，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等。其目的是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确保台湾成为“反共复国”基地。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当局实行“党禁”、“报禁”，党禁即指除了国民党及其御用政党－青年党、民社党外，不允许成立新政党。报禁就是限证、限印、限张，即除了31家报纸外，不准新报纸登记；报纸只准在登记发行处所在地印刷，不得跨地区印刷；每家报纸每天出版不得超过3大张（12版）。凭借着高压统治，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客观上为台湾的经济腾飞创造相对稳定的环境。随着经济发展，台湾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产阶级迅速兴起，在野的民主人士组成党外力量跃上政治舞台，反抗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时候，“戒严令”已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绊脚石和紧箍咒，要求废除“戒严令”的呼声日益高涨。

“戒严令”存还是废，成为蒋经国晚年最重要的政治抉择。从钱复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蒋经国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一度思躇良久，举棋不定。如果废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面对的党外力量将汇聚成更有组织、更富有战斗力的反对党，自由的言论、开放的舆论将终结长期以来统治民众头脑的党国神话，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作为台湾的最高统治者，蒋经国深深知道废除“戒严令”意味着什么。在当时的他看来，国本就是党国，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废除“戒严令”就意味着国民党国民党不仅不能掌握和控制未来的政局，而且还有可能丧失执政权，这就是蒋经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国本动摇”的结局，这也是他在“戒严令”存废问题上犹疑不决的根本原因。

蒋经国主政台湾期间，除了“十大建设”等政绩外，迄今为止仍让台湾人民感念的是他的亲民作风。上世纪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常常深入工地，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他经常下乡拜访基层，探察民情，身上一件夹克一顶棒球帽，不管上山下海从不改变。如果留在台湾民众心中的蒋经国仅仅是他的政绩和亲民形象，他同历史上的那些“贤君”、“明君”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蒋经国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已经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那种党国一体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台湾发展的障碍。如果从家天下、“党国”观念来看，台湾是蒋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地盘，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就是要把江山拱手让人。蒋经国在他人生的最后关头，亲手打破党国魔咒，开启了台湾民主化的闸门。此后台湾经历了两次和平的政权更替，这要归功于蒋经国。

就在蒋经国先生决定着手修改法律解除“戒严”时，国民党内一些大老忧心忡忡，“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 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抢在开放“党禁”之前成立民进党。台湾情治部门立即呈上组党人士名单，蒋经国没有采取行动，他淡淡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寥寥几句，看似平常，却胜过洋洋万言、宏篇大论。对于一位早年曾在斯大林极权政治体制下生活、回国后被父亲以“三纲五常”洗脑、晚年独掌军政大权的独裁者而言，能说出这样的话标志着他在经历痛苦的内心挣扎之后完成了从开明独裁者向具现代民主政治意识的政治家的蜕变，也使台湾民主终于破蛹而出。